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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空战老兵的非凡人生(一)

日期:2011-01-19 07:50 来源:《黄埔杂志》 作者:口述/王延洲 整理/吴昌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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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述/王延洲 整理/吴昌华

 

  第一章 猴年初冬,出生时风雨雷电  父母惶恐,请来算命先生

  我叫王延洲(曾用名王延周),山东日照县(现改市)城东大孙家村人,生于1920年11月13日(农历庚申年十月初四)。这年是猴年,我属相猴。

  我祖父王志新是清光绪六年的秀才,乡试及第,也光宗耀祖过,只是清末废科举,兴学堂,把他的功名之路断了。祖父元配夫人夏氏,生一子取名宝聚。祖母中年去世后,祖父续弦秦氏,生一子一女,子名宝仟,一女只有乳名,没有大号,是我姑姑。宝仟就是我的父亲。

  宝聚是我的伯父,从小饱读诗书,也想“学而优则仕”,只是生不逢时,清王朝被列强侵略,民不聊生,家境日渐衰落。伯父为人忠厚,求耕求商,家庭尚算勉强度日。伯母时氏,生两子,长子名延道,次子名延德。延德少小读书,然后外出从军。我的命运和延德兄有密切关系,是他将我介绍到北京去闯荡世界。伯父还生了两个女儿,她们都是农村姑娘,长大以后,秉承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,嫁鸡随鸡,嫁狗随狗,生儿育女而已。

  父亲宝仟,自幼读书,记性极好,诗词歌赋,一目十行过目不忘,真是王家出了个神童。但王家命运不济,自太祖起,家道开始衰败,到祖父这一辈,只能算破落子弟,经济上十分拮据,但生活习惯仍然保持大家风范,诗礼传家之风不减,仍然梦想通过读书进入仕途,然后飞黄腾达,所谓“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,书中自有千钟粟”,乃是王氏家族的传统价值观。伯父家大门两旁,“忠厚持家久,孝廉布四方”的门联是镂刻镏金的,多少个风吹雨打,仍然清晣可辨。

  父亲聪慧伶俐,但经不住家道衰落,只好在15岁时,受雇于附近城里一家商号当学徒,以减轻家庭负担,也为自己找个前途。父亲长大成人后,娶了邻村一位李秀才之女为妻。母亲出身书香门弟但自幼父母双亡,跟随兄嫂和姐姐生活,嫁给我父亲后,生了长兄延安和我。从祖父一族算起,我排行老四,大家也叫我四哥或四弟。母亲是小脚女人,从外公家就开始缠脚,直到出嫁。当时“三寸金莲”是妇道人家的规矩。母亲走起路来有一番不同平常人的风采,可谓碎步金莲。俗话说: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我外婆家依山傍水,山清水秀,树木成荫,所以那里出美女,土生土长的女孩子个个出落得像出水芙蓉,肤色白皙,头发漆黑,长得十分标致。我母亲虽然没有高深的学问,但知书识礼,待人接物极有礼貌,不愧为大家闺秀。我们家乡就在海边,许多渔民靠出海捕鱼为生,家境比一般种庄稼的农民要富裕。渔民出海打鱼,能接触到不少洋人,通过交换,渔民家有洋油灯、洋火,身上穿的也是士林丹布,比土纺土织布要细匀,那时候,能穿上一件洋布做的衣服,也是女人的时尚,常常赢来羡慕的目光。

  当我懂点事的时候,听母亲说,生我那天,离小雪只有10天了,但天气还是很热。这天大雨倾盆,雷电交加,就像过的是夏天。猴年生的我,听父亲说,取名应有水、木、禾、金、王等部首的字为吉,我父亲按《家谱》是“宝” 字辈,我这一代就是“延”字辈,取名“延洲”,洲有水字部首,水能冲火,图个吉利。我的命按五行属火,用水克火,当然是顺理成章。生我那天傍晚,风雨交加,电闪雷呜,家里人都非常惊奇,中秋都过了,怎么还有这种天气。后来,惶恐的父亲还找相命先生给我算了卦。

  我小时候很招人喜爱,有一双明亮的眼睛,生性快活、好动,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儿童多动症。只要早晨一睁开眼,就手脚不停,一刻也不肯安静下来。和小伙伴们玩,我肯动脑筋,总能设计一套玩法,让大家跟着玩。我对一些新鲜时髦的玩意儿,如钟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等十分入迷。有一次在赶集时,见一个拉洋片的,当时有人叫“西洋镜”,我就驻足不前,好奇心让我费劲说服三哥,从他的口袋中掏出几个铜钱买了一个号子,进去看了一回。镜中有山水风景,美女靓男,形象逼真,色彩鲜艳,真让我饱了眼福,觉得这个世界真奇妙,竟有如此风景名胜和俏丽佳人。生长在这个山村,如坐井观天,什么都不知道。将来,还是要远走高飞飘洋过海,去见见这个大千世界。

  1926年,祖父仙逝,一家人沉浸在悲哀之中。祖母未经世面,也没有了主心骨。全家老少十几口人,担子就落在伯父身上。伯父是位有头脑的人,而且为人处世,颇讲礼尚往来,办事情做得很体面。都说伯父是个孝子,为祖父做了七天道场,院子里扎彩,烧纸钱,做斋事,请来一班鼓乐,昼夜不停奏哀乐,亲戚朋友,街坊邻居前来吊唁,送挽联,大办丧事,前后直忙了半个多月。

  事情过去后,伯父接过这管家的差事,每天油盐柴米、农事安排,使他力不从心,弄得焦头烂额,还落得一些人的埋怨。为祖父看病吃药和办丧事使家庭亏空了一大笔账,日子真是雪上加霜,告贷无门,只好省吃俭用,节约还债。一天,祖母与伯父、父亲在祖母房中商量了半天,结果达成协议,第二天传达各房。伯父出面说:“我这个不孝之子,真是无颜见王家列祖列宗,我没有本事,养活不了这一大家人。现在只得分家,以后各奔前程,日子过好过坏全凭自己,也免得受大家庭的束缚,减少纷争,祖宗留下的遗产一是房屋,二是田产,三是生产工具。房屋两房人分,各得堂屋三间,东屋属于我,西屋归宝仟弟。田产共七亩,好坏搭配,各分三亩半。农具大件共有,小件平摊。”伯父说完,大家哑口无言,陷入沉重的怅惘之中。祖父尸骨未寒,维持了几代人的大家庭,一夜之间解体了,一个锅里吃饭的兄弟姊妹,以后要各自为炊,如同路人,这种心情谁也好受不了。父亲板着脸一言不发,内心之痛苦可以想见。他在城里帮人家做生意,分这三亩地,今后全靠小脚女人去张罗,这怎么玩得转呢?孩子又小不懂事,也对农活帮不上忙,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。辞工回家务农,虽可缓解劳力紧张,但城里的这份差事总能挣点现钱,要不连买盐的钱都得拿鸡蛋去换,可想日子并不好过。

  祖母由两兄弟轮流抚养,一家住一个月。父亲决定不辞工,农忙时回家帮忙。家中里里外外的生产生活担子,就落在了母亲的肩上,其繁重情况,可想而知。春种秋收的大忙季节,天不亮母亲就下地干活,中午太阳毒,回家午休,晚上要忙到太阳落山,夜幕降临才收工,就这样,六口之家只能温饱。农忙季节,父亲有时候回来干几天活,忙得腰酸背痛,干一天要躺在床上歇两天,毕竟不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了,而是半耕半商的半城里人了。

  我像终日脱缰的野马,又像野外的猴子,不是爬树,就是上墙抓猫捉鸟,穿的鞋子一个月一双还不够,衣服更是要一天一换,不然脏得无法上床。母亲终日任劳任怨,忍气吞声,有时被我的顽皮捣蛋气得连饭也不吃,但我未曾挨过母亲一次打。母亲只是吓唬我或解说几句就了事。长大以后,想到我的淘气和调皮,就深感愧对母亲。母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,但受家庭教育与熏陶,也是知书达理,从她的言传身教之中,我从小就听到许多押韵而且好记的谚语。多少年过去了,那些蕴含着智慧和哲理的谚语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可以说,我几乎是伴着母亲的谚语成长起来的。谚语易懂易记,终身受用。

  东房是伯父一家人,二哥延德已在北京冯玉祥的部队当军官,寄来的照片,一身戎装,英俊威武,着实令我羡慕不已,我暗暗下决心,将来一定要像二哥一样,当军官,成为英雄。

  第二章  私塾识字,看古典津津有味  少小顽皮,让关老爷脑袋搬家

  1928年春,我进入离家不远的私塾读书。启蒙老师是本家的三伯父。学生第一次进学堂,老师首先约法三章,宣布学堂规矩。如果违犯将受到怎样的处罚,有口头呵责、打戒尺、罚站、写检讨等,直至开除回家。野惯了的我,一下子被这些清规戒律给镇住了。

  对老师,我望而生畏。上学的路上,见到几个同龄孩子去后庄上洋学堂,觉得他们是那样自由自在,而自己进的这所私塾,恰似坐牢。听洋学堂的学生说,他们学的东西,活泼又好记,有国文、算术、历史、外语,尽是讲的一些时髦而新鲜的内容,如革命军、孙中山、苏俄列宁、民国、共和等等,听不懂,但很刺激。而我们私塾上课,天天要死记硬背子曰诗云、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。读这些课本,味同嚼蜡,因为老师不讲解内容,只要求学生背,能背得一字不差,就是好学生。我背诵《三字经》时,有一套独特的记忆方法,如“人之初,性本善。性相近,习相远。”,我就记:“人之初,狗打秋”,“ 性本善,狗也厌”、“ 性相近,狗相亲”,“ 习相远,狗想玩”, 用谐音加强记忆,同学们几乎都会这一套。两年私塾学下来,除了“三、百、千” 外,又学着背诵《增广贤文》、《朱子家训》、《弟子规》、《名贤集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和《诗经》。

  我念书没有感到任何压力,可以说是轻松愉快地读了几年。一有机会,我就跑到洋学堂那里去凑热闹,我特别喜欢学堂里打篮球,为了抢一个球,十几个人争得汗流浃背,真有意思。还有,洋学堂里有女学生,穿裙子,真好看。9岁那年,我大胆向父亲提出要上洋学堂,母亲从旁也劝父亲。可是,父亲绝不允许,他说:“洋学堂是误人子弟,洋学堂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上的,我们穷人家的孩子上不起,拿不出这么多学费!”我仍然没有放弃上洋学堂的想法,只要有空,我就向洋学堂的学生学习算术,用石块在地面上演算四则应用题。在一年多的时间里,我断断续续地竟学会了加减乘除法,虽然不够精确,但一点也难不倒我。后来,我用笔算,父亲用珠算,我总能胜过他,既快且准,不用复核。父亲对我的本事甚觉惊奇。

  从开始上私塾起,我认识了不少字,读书、写信、写个字据,甚至过春节写对联,我都能应付。洋学堂的老师同情我的遭遇,希望我靠自学增长知识。我也深知贫困家庭的孩子没有钱上学,应该更加努力学习。为了节省灯油,我经常借香头之明看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岳飞传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封神演义》、《说唐》等中国古典小说,而且看得津津有味,如醉如痴。

  延德兄来信提起广东革命政府办了一个黄埔军校,第一期山东考取了项传远、李延年、李玉堂、李仙洲、刁步云、王鑂、李殿春、于洛东、冷相佑九人,广饶、诸诚两地就有六人,现在都当了官。不过,到广东去是秘密的,当时北方政府不准许革命党活动,考黄埔军校是要冒杀头风险的事,一般家长不许孩子冒此风险。

  有一次,我和小伙伴们到关帝庙中作乱,把周仓手中的大刀给玩断了,大家商量,谁也不说,不准走漏风声。本来以为这是一次秘密行动,谁知第二天村长发现了,他怒气冲冲跑到私塾向老师发了一通脾气,怨他教的学生胡作非为,都敢玩到神灵的头上,真是作孽,是罪过。老师受到责怪,岂能轻饶学生?在询问时,他宣布:“谁干的站出来,否则,每人五十大板,一个也不饶。”室内鸦雀无声,谁也不敢承认。我认为好汉做事好汉当,这是小说中宣扬的豪侠精神。于是,我主动站出来,承认是我领头干的。老师把老花镜一摘,怒发冲冠,左手颤抖地在桌上一拍,大声吼道:“又是你,还有许多老账没有算,今天一并算清!”我心想,好家伙,今天这顿揍,非打得皮开肉绽不可。最后,老师见我勇于认错,气就消了一半,结果只打了五板子,火辣辣的,真有些疼,但我强忍着,表现出英雄气概,同学们都低着头,不敢看。事后,我纳闷,是谁走漏了消息?村长怎么知道的?我将那天在场的人逐一排队,而且都发过誓,谁也不会当“叛徒”,这事准出在关公托梦报告了村长。于是,我暗下决心,只要有机会,我非将关帝爷的头拧下来不可。

  1933年,我三哥延安已满16岁,书不念了,经父亲多方找门路,托关系,给三哥在城里找到一家商号当学徒。家里只有母亲和我,父亲与三哥在城里吃住,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,每次来都捎带好吃的食品。我总是日也盼,夜也盼,估计他快要回来时,就在门前眺望,盼望看到父亲的身影。父亲、三哥不在家,我成了家中唯一的男子汉,挑水、打柴等重活我抢着干,怕累着操劳过度的母亲。第二年我也辍学了,这年赶上青黄不接,我就帮助母亲挖野菜,拾柴禾,干些杂活。而真正的农活,如耕地种麦收庄稼,还得靠父亲。这年秋天,地里收成少,大旱虫灾,使村里少吃缺粮,有的户开始逃荒,下关东投亲寻友;有的户锁上大门,全家上日照、青岛谋生度饥荒;年青人则外出参加军队当兵吃粮,找个出路。村子里的人个个愁眉苦脸,唉声叹气。我感到为了求生存,要立志学本领,好为将来谋生创造条件。我白天外出拾草砍柴,用刀在土地上当笔演算试题,既节省了纸笔墨砚,又同样可以得到知识。

 我15岁时(1935年),道听途说红军北上长征到了延安,延安是我三哥的大名,因此记得很清楚。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,要是能去延安参加红军,也许是一条出路。听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,共产党是工农的先锋组织,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?山东这块土地上,还没有这个组织吧?我也搞不清楚。我二哥延德从16岁就加入了冯玉祥的西北军,从当兵干起,在部队叫王仲懿,也是响当当一条硬汉子。他追随抗日名将方振武将军,从连、营长一直升为团长。1933年5月18日,方振武在宣化府举行了向张家口进军的誓师大会。会上,方振武将军慷慨激昂地发表抗日演说,还咬破中指,在一块白布上写上“有我无敌,有敌无我”。台下我二哥仲懿带头高呼: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”“还我大好山河!”,至今,我还记得二哥给我讲的那段光荣历史。二哥和西北军佟麟阁、宣侠父、吉鸿昌、张允荣都认识。我那时一心想找二哥,去杀日本鬼子,去为乡亲父老报仇雪恨。(未完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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